郝云:不冲动才是魔鬼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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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中旬开始,郝云以每周一站的速度,在全国各个城市开展他的“冲动”巡演,并将持续到明年1 月份。无论是简单清新的《去大理》,青春励志的《活着》,还是略带调侃却唱尽现实的《该装就装》,郝云都在表达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对音乐的冲劲儿。他说,感谢自己现在每一次做决定时的冲动,让他和他的音乐始终如一。

 

人们常说,冲动是魔鬼,理智不受控制就会招致恶果,可在郝云看来,冲动不是魔鬼,麻木才是。“冲动说明你还热血、年轻,还没因生活变得麻木。”他觉得,人必须得有一股冲劲儿,哪怕仅仅是鼓起勇气去做一件自己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去做的小事。曾经有一次节目的录制,主持人对郝云说,录完这一期就收拾东西辞职回家了,因为听了他的歌后实在太有感触,也很想去体验一次自己敢想却不敢做的人生。这件事让郝云感觉到,原来自己写的歌有人听,有人懂,甚至有人会为之行动。

 

对郝云来说,选择走音乐这条路本身就是一种冲动,可能年轻时也做过大大小小所谓冲动的事,但与音乐相比,那些都不足以让他记忆犹新。小时候有个男生喜欢上了郝云的姐姐,穷追不舍,每天给她弹吉他唱歌,结果两人好上以后那把吉他就被遗弃了,扔在郝云家的某个角落,“我们家莫名其妙的多了一把吉他,我就捡起来开始玩,一直玩到现在”。

 

二十六岁的郝云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胆的决定:辞掉稳定的工作,把自己关在家里,用21 个月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这件事一开始的确是冲动,但是冲动不可能持续将近两年时间,到后来觉得哪怕为了面子我也得把这事做成了,不管是对家人还是身边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总得给自己一个交待。”后来,这张由他包揽全部的词曲创作、编曲、演奏、录音的专辑《 郝云北京》 大卖,他也因此从一个幕后的音乐人成为了站在台上的歌手。

 

其实郝云一直都在“台前”,只不过最早是作为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一名音乐教师。刚进校时他才19 岁,从助教做起,一呆就是六年。因为跟学生年龄相仿,郝云很容易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那时他不管去哪儿都骑着自己的摩托车,帅气拉风,学生们也都不称他为老师而叫他“大将军”。“我在舞院附中的老师中有几个‘最’——年龄最小,个子最高,头发最长,骑车最快,所以他们给我起了这个外号。”说到这郝云不禁感叹,曾经自己还是一个长发瘦子,也有长发及腰时,没想到现在慢慢变成了一个光头胖子。

 

虽说在学校里呆得安稳,但郝云从来没把成为人民教师当成目标和志向,做音乐始终都是他的理想。组乐队,在酒吧里弹琴,也当过录音师,做影视后期的音乐制作,教课之余,郝云从没闲着,用他的话说,凡是跟音乐有关的活儿基本上都干了。当然,这些因谋生练就的一身本事和技能,也成了他真正走向台前的奠基石。

 

当初决定辞掉舞院附中的工作后,身边的人也劝过他,家里人着急担心,忙着给他瞎支招,“我爸说你写那么多歌留着干嘛呀,还不赶紧卖了。他出那些招就没一个靠谱的,要听他的我还不得后悔一辈子,哈哈”。

 

郝云自己没后悔,也没让家人替他后悔。他上了春晚,一首《群发的我不回》成为当年的洗脑神曲;影帝黄渤在春晚上演唱了他谱曲的《我的要求不算高》,后来冯小刚也找他合作。爸妈原来觉得儿子不务正业,现在终于能理解了,“我觉得我上春晚最大的意义就是孝顺他们一回,让他们知道我在干嘛,其他的对我来说真的是双刃剑”。有了一点成绩后,孝顺的郝云带着父母到大理旅行,回来后不久,宁浩导演就找到他聊《心花路放》,电影刚好跟大理也有关系,于是就有了《去大理》这首歌。

 

大家都叫郝云“云总”,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也是桀骜不驯、不拘一格甚至有点顽固的,但接触下来你会发现,其实云总也有一颗想当网红的内心。他经常深夜放毒,PO 各种美食照片,隔三差五地在微博上发自拍、转发粉丝的评论,“说我顽固可能是在音乐方面,别的事儿上我还是挺随便、挺没底线的,哈哈”。郝云在圈里人缘不错,好友大鹏就公开表态过自己是他的粉丝。大鹏拍《煎饼侠》的时候,深夜郝云带着一堆好吃的去探班,现场的工作人员硬是把他摁住了不让他走。那天郝云弹琴,大家跟着唱,完全变成了一场小型“歌友会”。“郝云是个特别真性情的人,很仗义,别看他外表一副铁汉,其实内心柔情、细腻,不然怎么能写出那么多好作品。”大鹏如此评价他。

 

工作之余,郝云还喜欢车,“只要有轮子的东西我都挺喜欢的,包括遥控小汽车,我有好多辆,玩起来特别上瘾”。车手赵宏毅组了个摩托车队,成员包括李晨、任贤齐等,队员们都希望拉他入伙,“平时大家有时间就一块玩,但是我现在几乎所有的周末都在外边演出,实在没时间”。

 

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本该就是这样——忙归忙,累归累,但郝云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台上自己弹琴,唱着自己的歌,下面成千上万人跟着你大合唱,还怎么着啊,多幸福的事啊”。

 

“可以去定义作品的风格,但别定义音乐人的风格”

 

Q:“理想”在你的歌里算是高频词,你是理想主义者吗?

A:我的哥们儿主持人李响就说,什么叫真爱,就是每首歌里都会“提”到他的名字。(笑)我不是,我还是挺务实的一个人。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可以跟大家大谈理想,但是如果说没有因为自己潜心二十多个月做的这张专辑被人认可,也得到了一些反馈和回报——没有那个阶段、那个契机的话,我可能现在依然是拿着曾经的理想当成赚钱工具的现实的人。所以我没什么资格跟大家说理想,运气好而已。

 

Q:会感到困扰或反感自己的音乐被简单归入某一类型或贴标签吗?

A:不反感,只是觉得不准确。大家通过你的一两首比较有代表性的歌给你贴了一个风格的标签,统称你所有的作品,我觉得是不确切的。大家听《去大理》觉得像民谣,我也同意它比较接近民谣的那种形式,然后大家就说我是民谣歌手。但是大家看我们的现场演出,听完《活着》又觉得这是一个摇滚歌手。原来音乐节跟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把我们安排在民谣舞台,后来就改成摇滚舞台了,因为太热闹了。大家可以去定义作品的风格,但不用去定义一个音乐人的风格。当了那么多年的制作人我真的什么风格的音乐都做过,包括大家听我第一张专辑,可能就更会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被贴标签。但我不排斥,大家说我是民谣也好,摇滚也好,还是现场音乐、乐队音乐,我都能接受。

 

Q:据说你做专辑的时候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吗?

A: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那时候不是压力,就是把活儿都推了,也没什么事可干,就干这一件事。倒也不是拼命,你看有些人在网吧上网或者打游戏几天几夜不睡觉,我和这种状态是一样的,当时就只想做这一件事的话,也不会觉得那么辛苦,虽然在体力上觉得很累,但是当时一睁眼醒了就想,把昨天录音没录好那段重新录一下,解决之前的问题,还是能钻进

去。那种特别专注的状态其实是挺难得的,现在越来越难专注做一件事。

Q:当时最难克服的问题是什么?

A:最难的是混音的阶段,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因为我基本上没花什么钱,设备是自己的,自己写歌,自己录音,所有的乐器演奏几乎全是自己来,唯一的成本就是时间。一首歌,吉他、贝斯、键盘、鼓、口琴、三弦、人声伴唱,还有电子音色,一共好几十轨,把几十轨

混成一轨立体声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工种。当时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也不太懂,但也没有太多钱去请别人做,就一边学一边摸索一边自己混。前期的编曲录音只用了七个月,混音用了十四个月,换各种设备、各种声场来听、来测试……这个过程太艰难了,太折磨

人了。所以第二张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的时候在一个更专业的棚里做混音,用了几个月就搞定了,但是我依然不能跟一个特别专业的混音师去比。到了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把它送到美国请了一个特别专业的混音师来做这件事,真的是比我自己混得好很多。

 

“北京影响着我的音乐”

Q:你的歌里经常出现三弦,最初怎么想到把这个乐器用在自己的歌里?

A:巧合。第一张专辑其实只有《北京北京》这首歌用了三弦,这首歌的三弦我还不是找人录的,是自己在电脑里做的,在电脑里试各种音色,试到三弦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现场演出觉得这个乐器也不能少,就一直用了,一直保留到现在。

Q:你有很多关于北京的歌,包括专辑也叫《郝云北京》。

A:因为是第一首歌,可能符号性太强,就掩盖了那张专辑里其他的歌。那张专辑里其他很多歌我都特别喜欢,而且第一张专辑是我所有专辑里风格最多样的。

Q:你其实是河南人,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已经把你和北京挂钩了。

A:可能跟三弦这个乐器有关。如果我的音乐里没有三弦这个乐器,大家可能就不会觉得我的音乐跟北京这个符号的联结这么深,因为三弦这个乐器的地域特征太明显了,所以给大家造成了这个印象。我只是在北京长大而已,而且三弦这个乐器不是只有北京有,全国哪儿都有,南方也有,只不过北京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流行音乐人把三弦融入到自己的音乐里边,包

括最早何勇的《钟鼓楼》,他们家老爷子给他弹三弦,这是三弦运用到流行音乐里边最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大家固有的听觉习惯,听到这个乐器就觉得特别有北京味儿,其实不是。

Q:十几岁就到北京来,北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我从小学音乐或者职业地做音乐都是在这个城市里发生的,所以这个城市对我的音乐的影响一定有,躲也躲不开。但是我给别人写的歌,给电影配乐,和自己写出来的歌是两码事。我觉得音乐人分两种,一种是职业干活的,一种是职业写自己作品的,给别人干活有时候跟自己内心的感受不一定有关系。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音乐人只要在认真地写,都躲不开这个城市的影响。

Q:电影《心花路放》里一个音乐作品黄渤把你的《去大理》这首歌唱红了,你还满意吗?

A:在电影里黄渤演的是一个过气的歌手,现实中他是一个当红的演员。(笑)电影里需要他自己的声音来唱,我说这完全没问题。而且他在电影里唱这歌我特别认可,因为我了解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他唱跟我唱风格不一样。说实话,黄渤唱歌真的挺有一套的,挺能唱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以前正经唱过歌,还是属于唱跳型的,不但唱功好,体力也好。他在春晚上

唱的《我的要求不算高》也是我给他写的,影帝唱我的歌,我的荣幸啊。

 

“生活不能缺少女人、车和音乐”

Q:你说过“冲动不是魔鬼,麻木才是”,演唱会的主题定位“冲动”和这个有关吗?

A:主题是去年定好的,主要是因为我发行了《活着》这张专辑和《去大理》这首单曲以后,很多人给我的反馈里会有“冲动”这个关键词。他们经常会说听完这些歌有一种冲动,不管是去哪儿,会想去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是去做一件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去做的事。这种从微博上也好,身边朋友也好反馈过来的信息,会让我记住这个词。

Q:9 月发布了新歌《四季不败》,当时你说音乐风格会随着生活状态改变,你的音乐风格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首歌又表达了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A:生活状态可能跟自己的年龄有关系,也跟自己的生活轨迹有关系。生活的环境也变了,身边的人也变了,换一个环境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换了环境才导致身边出现新的人,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变了造成环境的变化。写歌这事对我来说不是干活儿,所以它一定会跟我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生活状态变了,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变的。

Q:《四季不败》的歌词里说“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什么样的歌才能达到感动自己的程度?

A:能把自己的心理状态给写出来,我觉得就会感动。我写歌的速度很慢,不是那种特别高产的音乐人,经常很久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好不容易写出来点儿东西吧,自己不满意又扔了。所以我对外也不会说有多少作品的储备等着发专辑,真的不是,我每发一张专辑就已经把所有的歌都掏空了,很多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感动不了自己的话,我就不发了。再加上

后来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越来越感动不了自己,就当成一直没有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关的事,有时候是因为感动不了自己,还有个原因是自己有段时间不够敏感、也不太容易被感动,所以就没有太多写歌的冲动。

Q:在《结了》这首歌中你公布了自己尾号是33521 的手机号,现在还在用吗?发到这部手机上的短信,印象最深的是哪条?

A:在用,在家里充着电搁着呢。这首歌2009 年以单曲先发,2010 年发专辑,那么多年了到现在还是每天好多短信、电话,我每天生活在辐射状态下,觉得不太健康,就都给它关机搁在抽屉里了。最近不是老说手机爆炸,我还怕它爆炸了。发来的短信太多了,说三天也说不完,多的时候一天有上万条。所以中国移动得好好想想,光我这一个手机号就给他们挣

多少钱了,也没给我优惠什么的。(笑)以前的老式手机每条短信都是分开的,即使是同一个人发的短信也都不在一栏里而是一条条排列下去。有个人发的短信就跟连续剧似的,每天恨不得把日记都给你发一遍,他甚至觉得老婆跟他离婚也跟我有关系——他觉得他媳妇老给我发短信,跟我有问题。

Q:你回复过这个人吗?

A:那哥们儿我记得是内蒙古的,越不回他吧,他就越觉得这事是真的,后来都追到北京来了,他问我住在哪个小区,说:今天咱俩必须见一面,咱俩只能活一个。我觉得他太可怜了,就给他发条短信说:你上网搜一下这个号码,就知道你有多可笑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一看这哥们儿好久没动静了,还有点想他,上厕所的时候,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问他:兄弟你最近怎么样了,好久没你消息我还有点想你。那哥们儿又疯了。(笑)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Q:做音乐这么长时间,在事业上会有恐慌的时候吗?

A:我绝对不会因为自己将来有可能有一天写不出歌、写不出好的音乐了、没有人认可了要改行而去焦虑。有人问我生命中绝对不能缺少什么,对于我来说,不能缺少女人,不能缺少车,不能缺少音乐。也总有人问音乐是你的生命吗,我说绝对不是,现在做音乐是因为我还喜欢音乐,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如果有一天我不玩音乐了,一定是因为有更感兴趣的东西去做,那件事足以给我比音乐还多的幸福感的时候,我才会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不去做音乐,或者减少音乐上面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是那种状态,我依然很幸福,因为有另外一件事让我更满足,只不过是做的事情不一样。现在音乐能给我幸福,直到它不让我幸福的时候就不做了呗。能不能写出自己更喜欢的歌或者大家喜欢的歌,是在于它是不是还能让我满足、热情。

Q:这件事有可能是做饭吗?看你经常“深夜放毒”?

A:不一定。我以前从来不进厨房,但是今年上半年在美国度假的时候就特别爱做吃的,也只限于在后院烧烤,我还是不太爱在厨房里面呆着。但是当时我真的在烹饪方面长进了不少,尤其能做硬菜、大菜,烤牛排虽然是西餐,但是烤出来的也不错,中外皆宜。

Q:每年花多长时间在旅行上?算是充电的一种方式吗?

A:不一定,有时候长有时候短。算是(充电)吧,总是在工作状态的话写歌会慢。新发的歌《四季不败》,还有新写的一些歌都是今年上半年在美国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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