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玩家任鸣:搞艺术和做人一样,求真 推荐

戏剧玩家任鸣:搞艺术和做人一样,求真

 人艺京味儿大戏《玩家》十年磨一剑,810日将再次亮相首都剧场。83日下午,《玩家》排练场,任鸣摇着扇子,像个观众一样“欣赏”着,他说排戏时有一种幸福感,“一排戏,就老乐。”上回排《司马迁》,有个剧组想拍到他发火的镜头,跟拍了三个月也没得逞。

 

进入人艺三十年,他开创了新京味儿戏,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发展现实主义,记录北京的新变化。同时,创作上他还经历了从民族化到东方化的戏剧美学探索。

 

任鸣是个戏痴,他说自己不追求大师的精神,而追求匠人的精神。“我要用铁匠打铁、鞋匠钉鞋的精神去做话剧,不投机,走最笨的路,一步一步走过来。”

 

2006年,京味儿作家刘一达专门为人艺创作了一部戏《玩家》,讲的是北京古玩收藏江湖里的趣人和轶事。刘一达拿出第一稿时,任鸣就特喜欢。但同时剧本也存在着问题,比如故事主线不够清晰、结构较松散。《玩家》有八万多字,可一般剧本三万字就够了。于是,刘一达一改再改。几经折腾后,仍不理想,本子就被搁置了起来。刘一达原以为会不了了之,哪知,2011年开春的一天,任鸣突然又问起了他……

 

任鸣一心想把这些“玩家”再请出来。在剧本反复地打磨中,人艺艺术委员会为此开过讨论会,艺委会成员们对剧本进行过评审,剧本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大大小小的座谈会上被讨论过数次。终于,历经十年,修改了十二稿后,《玩家》被任鸣搬上了人艺的舞台。

 

2016825日晚,《玩家》首演,颇受好评。今年810日到27日,《玩家》将再亮相首都剧场。在排练场里,任鸣热情地邀请我,“你一定要看最后的演出,舞台上的气场非常棒,去年首演时,台下都坐满了,观众看得特别高兴。”

 

十年锲而不舍,看得出任鸣对《玩家》的钟爱。问及原因,他坦言,自己虽不收藏,却对收藏颇感兴趣,“因为古玩收藏的题材是个金矿——它背后有厚重的文化,这行当里的故事特别多也有意思,能挖的东西不少。比如,有位古瓷鉴赏家,她说自己这辈子看瓷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知其然;二是知其所以然;三是与古人神交。她说看一样古物,最高境界不是用放大镜和知识,而是睹物思人,与人对话。古物是有生命的,它已被赋予了灵性和品格。辨物如识人,逢高品恍若遇故交,凭惊鸿一瞥即能相认。形体可仿,容颜易摹,灵魂却难以作弊。”

 

“而且,《玩家》又是京味儿的,还是一个年代戏,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今天,表现了这三十多年的北京、古玩行的变化和人的变化。”任鸣如是说。北京人爱收藏,他们把收藏弄成了文化,弄成了产业。戏里,冯远征扮演的老一代玩家靳伯安,眼力准,他看货,真假不形于色,淡定,儒雅;而闫锐扮演的齐放,是新一代北京玩家,见好就乐,看到假的就骂,真假全写在脸上。八十年代,玩收藏,会被说玩物丧志,而到了21世纪,玩儿成了一种时尚,有人从脖子到胳膊到肚子都缠着菩提在盘,关于“玩”的观念变化,也颇有趣。

 

他说,这部戏的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他以前的很多作品,它“讲收藏,但是超越收藏;讲玩家,也超越玩家”。“它讲的是真与假,物的真假,做人的真与假,事情的真假,人世间跑不出这些。人家说你戏里讲了那么多假话,又是假花瓶,你想表达什么啊?我说,这个戏最想表达的就两个字:求真。大收藏家见过那么多假东西,最后他把假东西都给毁了,为什么?就因为眼里不能容假。一次次上当、失败、坎坷、栽了,追求的是什么?‘真’。求真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搞艺术和做人一样,求真就是人生的真谛。”

 

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激情

 

熟悉任鸣的人都知道,京味儿戏是他的心头儿大爱。从根儿上说,这源自他对家乡北京的感情。任鸣是标准的胡同孩子。小学和初中,他在西城区的武定侯胡同里长大,年少时光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学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后来到人艺工作,他又在东城生活了数十载,从没离开过四九城。“我爱北京的一切,爱胡同、爱皇城、爱天坛、日坛……爱自己的故土没商量,就喜欢北京人、北京话。”每次出远门儿,任鸣就想北京,回来飞机一落地,心里立马就踏实了。北京的土著千万,但像任鸣这样对家乡如此情深的可不个个都是。

 

现在回首,任鸣依然觉得“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之后能到人艺做导演。”因为人艺是最有北京风格的剧院,是他心目中的艺术殿堂。成为戏剧导演,可以用舞台来表达北京,表达他对北京的感情,让任鸣觉得倍儿幸福。他说:“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排京味儿戏,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玩家》是他创作的第十部京味儿戏,任鸣的状态很燃。他在导演手记里写下:“在《玩家》中,我存在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激情,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导演思维异常活跃和灵活。灵感不断,奇思妙想不时涌现,情不自禁地今天试一下这个,明天又搞出那个,变着花样地进行着各种舞台可能性的尝试。我在努力榨干自己的一切想法和创造力,希望自己冲向一个艺术上的新高度,创作上绝不能留一点后路,必须背水一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好作品往往是绝处逢生,险象环生。”

 

新京味儿和东方化

 

今年是任鸣进入人艺的第三十个年头儿。三十年里,他的戏剧观、美学思想、戏剧手法上都发生了变化。人艺有现实主义传统,京味儿戏是一大特色,曾出品了经典大戏《茶馆》、《北京人》、《天下第一楼》等。不过任鸣认为,传统既要传承也要发展,人艺不是古玩店。他的成名作就是京味儿戏《北京大爷》,而现在排的 《玩家》则跟《北京大爷》完全不同。

 

“《北京大爷》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讲白了跟《茶馆》是相似的,很少有现代精神和美学,也很少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手法。今天的《玩家》表现的是新京味儿。”

 

任鸣的新京味儿戏,希望记录北京多年来的新变化、新精神、新面貌,在表现手法上,在现实主义作品里运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或者魔幻现实的元素,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丰富和发展。《玩家》是新京味儿的产物,任鸣将魔幻现实的情节融入其中。

 

除了京味儿戏,任鸣的创作还经历了从民族化到东方化的戏剧美学的探索。初进人艺时,对创作的方向比较朦胧,而且年轻任性,“有时候东踹一脚,西踹一脚。”在排《我爱桃花》时,想让戏剧民族化,他特别吸收戏剧精华。后来慢慢地,他开始思考,“西方有西方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文明,有自己的哲学主张、音乐、绘画、电影。我希望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将戏剧提升到东方式的戏剧,就像黑泽明的电影,人们不说是日本电影,而说是东方电影,是完全能跟西方对话的。”于是,任鸣在向东方戏剧学习的同时,也借鉴东方的绘画,如日本的浮世绘等,“把有东方色彩的艺术集合起来,能够体现东方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由此而做出东方的戏剧,这样东西方的交流会更加平等。比如《我们的荆轲》、《司马迁》,就更东方化。这是我想探索的一条道路。”

 

“我依然在进步”

 

1987 年进入人艺,1994 年任鸣成为副院长,34 岁的他是人艺史上最年轻的一任副院长。任鸣性格温润,待人谦和有礼,可见也是个做管理工作的好料儿。不过,在创作上,他丝毫没落后,一年能完成三到四部戏。三年前,他成为人艺史上第四任院长。被问到如何平衡管理工作和创作?他说,肯定要先把院领导的工作做好,要担当责任。在创作上,则变成了一年只排一部戏。

 

这也是个好事儿。任鸣这样分析,“一年排一个戏,我就会特别慎重对待这次机会。哎呀,我只有一次机会了,枪要打得特别准,就会去精益求精,慎重地选择剧本,选择怎么去排,所以就我更珍惜了,更深思熟虑了,更好地调动聪明才智。”这三年的三部戏:《司马迁》是东方化的,《玩家》是新京味儿戏,还有小剧场戏《结婚进行曲》,也非常有探索精神。任鸣给自己的评价相当诚恳:“我觉得我的水平没有降下来,而且都比过去有所提升,我依然在进步。”

 

还有另一个身份让任鸣非常看重,即“北京学者”,在采访中他不只一次向记者强调。“北京学者”是对北京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名家大师的一个培养计划,每两年评选一次,一次不超过15 人,北京学者有自己的团队、工作室和研究经费,是一个很高的荣誉。2015 年,任鸣被评为北京学者,“这个很难,文艺界就我一个。”

 

目前,任鸣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特聘教授,他排戏除了要求艺术性和思想性,还要求学术性。“因为人艺是一个学者型的剧院,我希望在出戏的同时,在戏剧理论方面做一些学术上的研究。所以我希望向焦菊隐先生学习,焦先生本身是个博士,是个学者型的导演。”

 

任鸣曾给自己立下一个要排100 部戏的小目标,现在已经完成了90部,眼看就达标了。但是现在的他已经认为数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出精品。“北京人艺每个方面都努力地去创作出经典,这个才是我们最追求的。数量是需要积累的,但你要是只排一部就是经典,那也行,就比如曹雪芹写的《红楼梦》。”

 

任鸣说他不追求大师的精神,而追求匠人的精神。“我觉得这些人在干活的时候是扎扎实实的,我要用铁匠打铁、鞋匠钉鞋的精神去做话剧,不投机,走最笨的路,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不希望有捷径,我就愿意简单地、老实地走。人只有大老实才能做出大创作。”

 

除了排戏,任鸣就喜欢看书,而看书也是为了能把戏排得更好。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学习导演,做导演。考中戏时,他22 岁,待业了三年多,但他丝毫不着急,反而很自信,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结果考得很棒,讲故事得了5 分,排小品把老师都看哭了。那时候,他就是随心所欲的。任鸣认为,艺术天分是与生俱来的。他承认在中戏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但那种自由的、激情的、奔放精神不是学来的,没有做职业导演的时候,我身上就有那种不怕一切的精神,在创作的时候,我的思维海阔天空,天马行空。”

 

任鸣享受着他的天赋,可以称得上是戏痴。“一排戏就有一种幸福感。你看我一排戏,就老乐。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人爱玩牌,有些人爱看书,在干这件事的时候就能感到特别的愉快,能忘我地投入,多苦也不觉得苦。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调动起你的激情、创造力、想象力。我一排戏就觉得很自信,能充分感受到我的生存价值达到了最高值。”

 

谈人艺:不要去赶时髦,一步一个脚印

 

Q1987年你刚到人艺时剧院里的氛围是怎样的?

A:那时好多老艺术家都在,于是之先生、英若诚先生……所以我来人艺主要是学习,有排练就去看,有艺术家讲课就去听。这些老艺术家我在舞台上都能见到,能近距离接触,比如林连昆老师、朱旭老师、蓝天野老师,他们都在演戏。

 

Q:哪些人对你影响比较大?

A:都很大。我举两个例子,一是我很年轻就做副导演,排《太平湖》,于是之老师演老舍,他就逼着我提意见,我开始不敢说,他非逼着我说,来培养我当导演。还有林连昆老师,我第一次排《北京大爷》,觉得林连昆老师演最合适,就去找他,当时他身体并不是很好,但还是答应,说支持年轻导演。朱旭老师,我当副导演时,排《哗变》他是主演,我跟他排过五个戏,对我全力支持。在组里都会说,“我们都听导演的,有意见下来再说。”人艺的老艺术家、院领导、导演、演员都给我特别大的支持和鼓励。

 

Q: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A:于是之老师当时在《太平湖》里演老舍,现在排戏一般是三个月,那个戏排的时间比较长,四个月。排到两个月时,他说他才找到了一点感觉,你看他对自己要求多严啊。于是之老师对工作相当认真,每天就沉迷在角色中,回家也看很多书,第二天就会说我昨天看了什么书,对我很有启发。朱旭老师将所有台词都抄在本子上,拿着跟剧本对着演,每次排练之前都对着小本在念,超认真。林连昆老师演《北京大爷》时身体超负荷,他还有血压高,我眼看着他上台之前先吃一把药,最难受的是在演完高潮下来后他还要吸氧。什么叫戏比天大?什么叫为艺术献身?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Q:你在人艺的三十年里,见证了人艺在戏剧上面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A:我们所有的导演、演员都希望发展人艺的风格。人艺有自己特别好的传统,我们坚决继承,但一定不能成为古玩店,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才有出路。人艺65 年,有几点我们一定要坚持:第一要坚持我们的民族性,排出来的戏要有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美学思想、艺术观

念,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第二就是坚持人民性,它是人民的剧院,不是贵族剧院,不是商业剧院,真正为人民服务。第三,它不单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剧院,而是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剧院,戏剧是一面镜子,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它不是喜剧、荒诞、先锋的剧院。第四就是现代性,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保守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我们要走的路。民族的、人民的、现实主义、现代性这四个要做好,就能保证人艺的发展。

 

Q:传统与现代性结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A:对我来说是近十年,从2007年以后,我觉得更清晰,但我的前提是绝不丢弃传统。《我们的荆柯》的编剧是莫言,绝对具有现代精神,包括《我爱桃花》,邹静之编剧,从戏剧结构和戏剧观念上跟传统的《蔡文姬》完全不一样,充满了现代精神。更多地从现代人的审美、现代人的思考来审视戏剧。

 

Q:近些年很多国外的戏来到中国,表现形式和手法很先锋,人艺会做先锋戏剧的尝试吗?

A:中西方文化需要对话而不是克隆,我们不是文化上去跟西方学习,文化上一定要自强。请一个外国导演来指导中国的戏剧创作,这点不可取,还是靠自己。像黑泽明表现的东方文化不是靠西方来培养的,文化不要跟在别人后边跑。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说大点就是用东方的文化发挥我们的创造精神,创造作品出来给咱们的人看,西方的戏剧也是靠自己的文化发展起来的,我们也要真正发展自己的文化。

 

Q:人艺现在面临着哪些问题?

A:第一,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改革,绩效工资改革以及其他对内部体制进行完善的改革,让内部更好。另一个就是更好地团结全院,团结一切力量,一切人才。让大家更好地为剧院服务。

 

Q:人艺在戏剧创作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A:我们更希望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出更优秀的人才,出好的理论。比如,我们一直在寻找好剧本,也在培养优秀的人才,坚持走自己的艺术风格。像曹禺先生说的,我们有很好的设想,但我们脚踏实地,骆驼坦步。很多事都不能着急,人才建设也好,创作建设也好,都要慢慢来,不要去赶时髦,一步一个脚印。

 

Q:还是有声音说人艺在吃老本,你怎么看?

A:我们只好努力去创作,然后用作品来回答。因为有时,一个作品是不是优秀,需要时间评判,当时你可能看不出来。比如《茶馆》经过三十年,《雷雨》经过五十年,《天下第一楼》也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原来有句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时间是检验经典的唯一标准’。我们有多少个戏,当时演得特别火,十年以后就不演了。但我们依然有很多戏,比如《天下第一楼》,它十年能演,二十年能演,之后都能演。所以一个作品好不好,不在当时的热度,而是在于时间,是不是老演,老有观众来看。

 

Q:你有针对原创薄弱的问题做些什么吗?

A:那当然。我们已经有11 个荣誉编剧,去年我们还第一次专门办了个编剧班,有12 个青年编剧参加,我觉得都十分有才华,是目前北京的写作精英。而且这些编剧的好多剧本都已经在排演了,非常有前途。我们的荣誉编剧里有莫言先生,还有邹静之先生、刘恒先生、万方、叶广芩等,他们手里都有剧本,比如叶广芩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本子。

Q:青年导演里谁比较有潜力?

A:我觉得唐烨和徐昂都很好,韩清、班赞、闫锐、杨佳音这些年轻人也都成长起来了。而且他们都三十多岁,都在导戏,很有潜力。只要给他们架好了平台,他们能够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

 

Q:人艺怎么吸引年轻观众?

A:现在你往人艺剧场里一坐,看观众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年轻人,真正中年人和老年人只占百分之十到二十。小剧场里头你都能数出几个年龄大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戏剧特别有发展前途是它的观众特别年轻化。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有组织地看戏,也有中学生、大学生。我觉得现在观众最年轻化的就是话剧观众。而且北京还在搞戏剧教育,小学、中学里都有戏剧老师,他们甚至来剧团排戏。观众越年轻,话剧就越有希望。

 

Q:你有设想人艺的将来吗?

 

A:肯定更美好。我们在准备盖新的剧院。现在有三个剧场,一个大剧场,一个小剧场,一个实验剧场。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们成功了,后面盖起来将会是两个新剧场,一个中剧场,一个小剧场,人艺将有5个剧场。全国全世界哪有一个剧团有5个剧场啊。大剧场能容纳1000人,中剧场能容纳650人,之后还有300人、200人、100人的剧场,适合各种形式的戏剧。北京人艺的前景非常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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